王刚的近作是一组他称为“社会边缘人物”的肖像，题为《老万和村里的弟兄们》。在这个急剧变动的时代，曾经在50年代作为社会中心的光荣代表而在90年代又为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作出牺牲的劳动者，成为王刚强烈渴望表现的对象。以此判断，王刚似乎仍然在坚守着“如实反映现实”的艺术理想。但是，只要看过这批作品的人，都会为其强烈的精神气息所打动，在这些作品中，王刚没有表现传统的“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念和劳动者在公共空间的群体活动，而是以个体形象的排列来表现一种自然、质朴、纯真、热情的精神状态，也就是一种“人”的生存状态。

　　显然，这不是一种传统的主题性叙事，而是艺术家从个体生存感受出发，借助于现实人物形象，对原始人类精神状态的历史性回顾，其中蕴含了画家强烈的伦理态度与“返朴归真”的人生信念。这里的“返朴归真”，不仅是对艺术中真实性的追求，即对艺术内容的重视，也是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对艺术的社会价值的重新认识。王刚的油画作品以质朴无华的艺术表达方式呈现出他对现代艺术中某种形式主义的空泛矫情的批判。在这里，艺术家在漫长的创作历程中所领悟的主体精神上的单纯朴素，使他坚信自己所画的正是他内心所见的“真实”，这使他不停地寻找忠实模仿以外的表现的可能性。我们在原始艺术和儿童创作那里所见到的这种“主观的真实”与“内心的幻象”，正是当代艺术家所追求的“创造性的视觉能力”。

　　由此我们对写实主义的“现实性”可以重新加以讨论。事实上，写实主义的“如实描写”从来都是不可能的，人们所模写的，只是不同时间里物体的视觉形象，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视觉后象”或“视觉余象”。艺术的奥秘就在这里，画家在画布上所呈现的，只能是“存在与不存在之间”即“似与不似之间”的“内心视象”。由此我们可以明确艺术中最重要的不是具象或抽象这类形式问题，而是艺术内容即艺术家内心世界对现实的感受与思考所凝结的艺术表达。这样，艺术中的现实性可以转换为艺术中的抽象性，即通过紧缩艺术作品中“外表的艺术性”——那些诱人的视觉愉悦，完成从“美”到“真”的飞跃，使作品的精神性即作品的内在音响像贝多芬的音乐那样，强烈地震撼我们的灵魂。

　　王刚在80年代的早期创作如参加第2届全国青年美展的《待业青年》（1979年）、获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的《桥》（1984年）就表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抽象形式的敏感。90年代初在鲁讯美院克劳德·伊维尔油画材料技法研究班的学习，使他对古典油画的内在充实有了深入认识，并在一系列彩陶与汉罐的写实性造型中显示出他对艺术中的质朴境界的追求。

　　90年代中后期，王刚的创作转向粗犷凝重的表现主义风格，对此画家是这样表述的：“我画静物、花卉，是想从已经干枯的生命中找到一种东西，涩涩的，辣辣的，粗粗的，笨笨的，只是想通过画这批东西，将来能在画人物时有所突破。”当代中国画家中不乏将山水画的技法引入人物画的实践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在油画创作中自觉地通过研究静物画以期实现人物画的变革，却是不多见的。事实上，王刚很早就对原始艺术和中国早期艺术中的博大雄浑心仪不已，他的近期人物画创作中的淳朴浑厚以及纪念碑式的沉稳造型，正是他对古代文物中所凝聚的那种质朴含蓄的文化底蕴的领悟与回归。经过长期的努力，王刚对艺术中的现实性与抽象性有了深刻的体会，他将创作的重心转向人物的精神状态，以人物的姿态特别是头部与眼神的表现来赋予作品充满生命活力的阳刚之气。与传统油画的独幅经典不同，王刚以组画的形式，将不同的人物，以同样的尺寸、同样的角度、相近的站立造型加以并列与重复，这种吸收了现代构成的组画方式正是现代艺术对美术馆、博物馆空间的充分占据，以其整体气势从视觉和心理两方面对观众产生强烈的震撼。这种艺术中对于普通劳动者的形式扩张，使我们想起罗中立的《父亲》，其中蕴含了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对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关注，这与艺术家自身的平民背景与早期艰苦生活的锻炼不无关联，但更重要的是他对当代生活的迅速变化和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处境的深切关注。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王刚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具体的农民或工人，也许他们亦工亦农、非工非农，但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基层，具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与强韧的生存信念。王刚在作品中着力表现的，正是《红高粱》中那种敢爱敢恨、大喜大悲、生死相恋、酣畅淋漓的生命状态。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王刚没有着意刻画人物的五官，而是以画面本身的节奏起伏和色彩的浓烈涂抹，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生命激情。

　　对于王刚来说，之所以数十年追求艺术，历尽艰难困苦而不悔，正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对于人的本质与艺术本质的不懈探寻。王刚认为“人的终极关怀实际上是对生命的赞美，对爱情、感情的追求，对大自然的敬畏”，这一切的本质都归之于“真诚”，而在我们的时代，“真诚”恰恰是越来越稀有。中国古代有“道失诸于朝而求诸于野”的传统，汉魏六朝诗歌的质朴成为唐代杜甫与白居易为民言立的精神文脉。王刚认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与传统伦理存在于下层的普通劳动者之中，这基本上没有错，但当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和关注与责任感，却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与艺术发展最为活跃的内在动力，而在我们的当代艺术中，体现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的优秀作品，却仍不多见。由此，我们有理由与王刚一样，“返朴归真”，从更为经典的现实主义的意义上，站在新世纪的门前，寻求并创造新世纪的艺术中的“典型人物”。

　　1999.09.23

此文发表于2000年《中国油画》《中原画风——油画卷》